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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律适用

发布时间:2014-06-11 10:47:36


    基本案情:

    一、被告人李笑辰、甘雪斌经预谋后,于2008年7月至2009年8月期间,在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路等地,伪造民航机场巴士乘车证共计3494张,后以每张人民币150元的价格出售,共获利人民币524 100元,赃款被二被告人分获。

    二、被告人周广进在担任北京民航机场巴士联营办公室统计员期间,于2009年3月至2009年7月,先后分5次,将其单位办理机场大巴乘车证时获得的2060名办证人员的个人信息出售给被告人李笑辰、甘雪斌,从中获利人民币22 500元。

    2009年8月2日,被告人李笑辰、甘雪斌向公安机关投案;次日被告人周广进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起获三被告人犯罪所得赃款、作案工具等扣押在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扣押物品清单、到案经过,记账单等书证以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材料。

    案件焦点:

    关于本案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情节严重”和“违反国家规定”。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笑辰、甘雪斌以营利为目的,伪造机场巴士乘车证并予以贩卖,非法获利达五十二万余元,数额巨大,二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均已构成伪造有价票证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周广进为牟取私利,将本单位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二千余名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被告人李笑辰、甘雪斌,并被用于犯罪活动,属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刑法,已构成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予惩处。

    对于被告人李笑辰、甘雪斌、周广进的犯罪所得依法应当予以追缴。鉴于被告人李笑辰、甘雪斌自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系自首,且此次犯罪系初犯,故对二被告人所犯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周广进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退缴全部赃款,确有悔罪表示,且此次犯罪系初犯,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故对其所犯罪行酌予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在案之款物一并处理。

    对被告人李笑辰、甘雪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及第六十四条;对被告人周广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一条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笑辰犯伪造有价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万元。

    (二)被告人甘雪斌犯伪造有价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万元。

    (三)被告人周广进犯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四)被告人李笑辰犯罪所得人民币二十六万二千零五十元、被告人甘雪斌犯罪所得人民币二十六万二千零五十元、被告人周广进犯罪所得人民币二万二千五百元,均予以没收上缴。

    (五)扣押在案之款物依法予以处理。

    案件评析:

    本罪的“情节严重”,很明显是指作为构成要件的“情节严重”,如果情节不严重,则不构成本罪,由此可见,情节是否严重直接决定着某种行为是否构成本罪。那么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达到“情节严重”呢?是以获利金额为标准吗?

    答案不应该这么简单,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都是牟利的,有的犯罪根本不存在获利金额;当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获利较大的行为肯定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但另一方面,判断入罪标准还应严格遵循犯罪的本质,本罪所侵害的法益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安全,那么把握“情节严重”的标准也应该围绕法益展开。 

    我们认为,“情节严重”应当体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

    (1)情节严重的“量”,具体指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行为造成损害的横向视野,即侵害人群的广度,出售达到一定的数目规模或多次出售,就应认定情节严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通过横向比对,我们认为这个数目定为100人次、多次出售以3次为宜。

    (2)情节严重“质”的体现,是指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行为造成损害的纵深视野,即个体在信息被出售后受到损害的程度。这里面包括给公民造成的人身损害、经济上的损失,严重影响到公民的正常生产、学习生活,或者被用于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况。本案中,周广进先后向李笑辰、甘雪斌出售公民个人信息五次,人数达二千余人次,且这些被出售的个人信息被李、甘二人用于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其行为显然已属’情节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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